《阿Q正传》被公认为鲁迅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有人用“只要是在中国有些文化的人，没有不知道《阿Q正传》的”来形容《阿Q正传》的影响力的。而我本人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在我上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一年一共讲了一篇文章，其他时间都用在总复习上了，而他所讲的那篇课文，就是《阿Q正传》，《阿Q正传》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历史舞台，以主人公阿Q的活动为线索，以批判阿Q的病态心理精神胜利法为重点来组织材料。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从中国的现实社会出发，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概括出阿Q的典型性格，而且着眼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设计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作为阿Q生活的典型环境。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
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另一方面，其塑造形象的方法也是相当高明的，其精当的环境描绘，精彩的对话描写，深刻逼真的心理表现，冷峻峭拔、含蓄精练又饱含讽刺的语言都让人赞叹。可以说，《阿Q正传》已经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它的很多方面都是今人学习的一个典范。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 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Ｑ性格中最 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Ｑ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Ｑ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 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Ｑ式的人物，就是这 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阿Q，其实就是一个鲁迅概念中的一个封建落后、思想愚昧的乡村农民的典型形象，是鲁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中国农民的种种弊陋都集中到阿Q一个人身上，让阿Q成为中国当时封建农民的典型代表。而鲁迅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更谈不上是熟悉。而他对于阿Q这种“乡村小户人家”，所采取的“与其说是建立在详观细察基础上的具体描绘与刻画，还不如说是借助于有限的了解而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所见许的推理与想象”。总的说来，鲁迅在乡下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当然称不上是乡下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实也就是个城里人眼中的农民的典型。
阿Q在现实等级制度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在强、弱两者间找寻一种平衡，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创造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凡事都讲究个度，精神胜利法也不例外。运用地得当，就叫“满足”，而一旦滥用成性，则变成了劣根。
“精神胜利法”所带给阿Q的，在阿Q自身看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是别人都没有而惟独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来学习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鲁迅想要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病夫，就是由于这个软肋在作怪。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国，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国，并且当英国大炮已经炸开中国的大门上，中国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面积有多少，与中国是否接壤。当一次英国军官邀请清朝大将福康安去参观英国大炮，福大将军却抛出这样一句话：“这玩意儿，想来没什么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当时中国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阿Q也常常对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顾一屑，照样我行我素，自以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错了地方，在我看来，煞是好笑。
精神胜利法无疑有它积极的一面，几乎所有人都会通过遗忘或自我膨胀来减少焦躁感与自卑感，正如卡耐基所说 “快乐的诀窍就是：如果你不快乐，那么就微笑，假装自己很快乐。”然而，当这种精神胜利法被滥用且不被转化成物质胜利时，这无疑是消极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自己的奴性，受到的压迫必然以一种自我消遣的方式加以排解，长期依赖这种方式达到心理满足则会引发物质追求上的惰性，这是阿Q最大的悲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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