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好书红岩，坚如磐石 百折不挠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同年5月因驻地被日军炸毁搬迁到红岩嘴。“红岩”从此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和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事工作、群众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效，为将南方国统区共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都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

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毅的革命意志，经受住酷刑的折磨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坚持斗争到底，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狱中八条”，体现出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

红岩精神是在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重大历史转折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心的重庆暨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地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锤炼和凝结成的崇高革命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理想境界、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岩（中国画）钱松喦

红岩英烈群雕《浩气长存》红岩博物馆供图

信念如磐不怕牺牲

位于红岩村52号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依重庆山城江城的特有地形地势而建。整座建筑如巍然屹立的红色磐石，又如嘉陵江边永不熄灭的熊熊火炬。纪念馆的二层是常设展览“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走进展厅，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历史文物，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风雨飘摇、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张泛黄的纸，192个字，落款写着“一九四三，三·一八，于红岩。”周恩来同志手书的这份《我的修养要则》，现在是加强党性修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珍贵文献。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同志的农历45岁生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事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茶点祝贺。但他没有出席，而是在办公室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下了这篇令后世敬仰的《我的修养要则》。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革命队伍中较早“进城”的人。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如同“染缸”。坚守在国统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六月风荷”的高洁品格。

卢绪章和肖林等人受组织指派，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很快凭借卓越的经营才能跻身国统区名商大贾，为党中央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筹集了巨额经费。1949年，肖林夫妇创办的企业完成了历史使命，他们一次性上交了12万两黄金和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留下3个银圆作为纪念。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政治灵魂。与解放区和根据地相比，党在国统区没有政权，缺乏各种社会资源，可以说是“两手空空”。即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仍处处限制打压，共产党人既要随时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又要面对高官厚禄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斗争环境复杂艰险。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南方局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坚守追求民主政治、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理想，始终抱定“为了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始终坚定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信仰忠贞不渝。

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危局，周恩来勉励大家：“只要大家坚持信念，胜利一定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在党中央几度电示“迅即回延”之际，他带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向党中央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一大批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忍辱负重，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一大批出身富裕家庭的革命者放弃了自己出身的阶层，为了民族解放和崇高理想，甘愿为党的事业献出青春热血乃至生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历经风雨无私奉献，不惜牺牲生命诠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贞不渝。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只有具备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才会有自觉的、无畏的奉献行为，这是支撑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这是鼓舞社会各界共同奋斗的旗帜和号角。也正因为具备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极其艰苦的环境才无法阻断热血的脚步，去延安、到红岩，追随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年无数热血青年无怨无悔的选择。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的历史。南方局肩负中共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在特殊的环境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国统区开展了伟大的革命实践，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

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与国民党妥协、分裂、倒退的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前发展。

面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制造分裂，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以及抗战胜利后玩弄假和平真内战阴谋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以其恢弘的气度，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胸怀，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大道同行肝胆相照，放眼世界广交朋友，使爱国中间力量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从而有力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南方局占领文化阵地，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在国统区广泛宣传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皖南事变后，通过雾季艺术公演等在国统区掀起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进步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支高举抗战民主大旗，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使抗战、团结、民主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主流。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城乡、扎根群众、融入社会，赢得了大后方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了国统区群众的自觉行动。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是许多游客都要前往“打卡”的“重庆最美街道”和抗战文化一条街。位于中山四路65号的桂园，就是重庆谈判期间签署“双十协定”的地方。

1945年8月，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内战的危机已经来临，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亲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此举被著名诗人柳亚子誉为“弥天大勇”。面对谈判对手设置的重重障碍和内战爆发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表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在红岩村亲自指挥上党战役，打退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和极限施压；在特园（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与民主人士坦诚相待、民主协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桂园广会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向了新的深度和广度；他重书《沁园春·雪》与诗友柳亚子唱和，引发轰轰烈烈的文化论战，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舆论、赢得了民心。

坚贞不屈临难不苟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一行行悲壮的诗句，是无数红岩英烈用生命熔铸的铮铮誓言。

王朴烈士，1921年7月诞生于重庆一个富商家庭，1946年入党。他通过在重庆办学发展了700多名党员，还说服母亲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近2000两黄金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1948年，王朴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到白公馆监狱时，儿子出生才10个月。在家人做了大量工作后，负责看守的国民党特务答应，只要王朴签字认错就可以出去。家里也提前给他安排好了，出来后马上就可以去香港，但王朴拒绝了。1949年10月28日，重庆解放前夕，王朴被枪杀于重庆大坪刑场。英勇就义前，他给母亲和妻子分别写了一封信：“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小群，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咱们的孩子好吗？我看孩子就取名‘继志’。继承的‘继’，志向的‘志’。”

“死，也要死得其所！”“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深入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300多位红岩英烈和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们给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给为之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党组织留下了3.6万千余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及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的“狱中意见”，是先烈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血泪嘱托”。

1948年3月，后来成为《红岩》小说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由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罗广斌在成都被捕后关押到渣滓洞，在这里遇到了党内曾经的上级张国维。张国维叮嘱罗广斌注意在狱中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教训，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汇报。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牺牲周年纪念日。江竹筠起草了一份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讨论大纲，各牢房的革命者分别对这份大纲进行了讨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狱中的革命者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也告诉他们，敌人最后的疯狂即将来临：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

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狱中的革命先辈在生死关头仍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等方面进行回顾，从党组织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分析，总结教训供党组织参考。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施大屠杀，罗广斌在策反看守杨钦典后带领白公馆的十几名难友越狱脱险。重庆解放后，罗广斌追记整理了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并向中共重庆市委上交了《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为八条“狱中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狱中八条”的来源。

对于已经成立的新中国和即将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狱中意见”首先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紧跟着马上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还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毅的革命意志，经受住酷刑的折磨和高官厚禄的诱惑，坚持斗争到底，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狱中八条’，是对新中国和即将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衷心希望，体现出先烈们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至今仍振聋发聩、令人警醒。这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档案文献，更是一份厚重的党史、党性教材。”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说。